澜写过一首《好孩子》，那首诗其实是在写她自己。很多时候，杨澜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都是非常规范的，被规定好的，而且在别人眼里自己也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孩。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改变，一直向往着探索。
就好像三年前离开北京，这一次离开纽约，又会是一次富有远见的选择吗？睿智，有时不在于为别人指点了多少迷津，而在于能否在恰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登山者，不是一味攀爬，而总是在山麓小憩时，眺望云海去分辨到底哪一座山峰最终将属于自己。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山头叫做凤凰卫视。
1997 年初，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在这档节目中，杨澜不仅是主持人，更是制片人。一个“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而且做得很成功，《杨澜工作室》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且广告收入相当于整个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 三人半 的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制片人的职业流程。更重要的是，与选题和节目形态都相对杂乱的《杨澜视线》相比，《杨澜工作室》具有了一档品牌节目的核心定位，那就是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就在与100 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倾情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杨澜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尝到了《杨澜工作室》的价值。虽然此时的杨澜并没有成型的核心理念，但近在咫尺的“价值感”足以满足她对电视职业理想的狂热追求。若将《杨澜访谈录》比喻成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期的生命个体，《杨澜视线》是他的童年期，《杨澜工作室》则是他的青春期。
1999 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时光流走，飞转即逝。一个世纪面临终结，而人类又将迎来新千年的曙光。20 世纪末日趋发达的信息科技，让世界传媒领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2000 年，对于很多谋划“走出去”的电视行业英雄们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伴随着有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国出台了鼓励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政策，发出了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互动的先声，一批先行者们怀抱市场经济造就更大媒体发展空间的梦想，走出体制内，开始了充满激情的创业历程，彼时就有原《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从央视辞职，成立银汉传播，承制经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的先锋案例。与此同时，依附于技术支撑而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末的收费电视概念伴随资本的流转也进入中国，它带来的不尽然是对国人“看电视免费”天经地义老习惯的挑战，也进一步撩拨着先行者们对于电视内容的控制想象。
2000 年4 月，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成立的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取得了“对外固定网络服务营办商”牌照，开始提供卫星电信服务，并竞投香港收费电视牌照。经过近8 个月的竞标，香港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在2000 年底，终于得到政府的许可，成为5 个获取收费电视牌照的电视公司之一。而远在内陆的广西南宁，此时也悄然开辟出一个收费频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收费电视似乎有了兴起的趋势，这对于酝酿着将电视文化理想与市场结合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一些富有远见的电视人跃跃欲试，这其中就有杨澜。1999 年《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反复播放。此时的杨澜正处于离开凤凰卫视、回归家庭的时期。在空闲的日子里，每当她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这部清廷格格剧。这种收视狂潮让杨澜看到了中国电视的窘况 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