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今天的中国与25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要预测中国 25 年后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愚蠢的。但是目前正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一些重要力量似乎会长期存在下去。
　　有三点可能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会继续，大城市的规模会继续扩大，还会有大批人口流向这些城市，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农村地区人口还会继续减少。第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汹汹，中国人变老的势头比目前的工业化国家(美国、 欧洲国家和日本)要快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性别比例会发生变化，年轻女性的人数远远少于年轻男性。第三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完全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在表面现象之下，可能存在着种种压力，其中包括：建设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国政府的现代化与职业化以及它与人民的关系；改革中国的能源政策；应对环境退化构成的已经达到危机水平的挑战。关于后者，一个未知的因素是， 政府能否做出转变： 北京能发挥必要的领导才能，让老百姓做出改变，从而避免让国家陷入环境灾难吗·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当前可以断定，中国的生存本能会决定答案是肯定的。
　　人民推动的改革
　　要从指令经济彻底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远非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经济，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领导人设法完成了这一过程并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 29 年里保持着 9.7％的增长率，为此他们应该赢得赞誉。西方人没有想象到中国会创造这样的成绩：让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群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最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的成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上升， 因此他们认定 “富裕增长” 要比 “贫困停滞”
　　更让人满意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财富的不断增长与改革举措及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一样，把继续掌权作为重中之重。他们认识到，如果经济停止增长，他们就会受到指责。因此，政府会想尽办法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事实上，任何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势头的变革都对北京领导层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想要的无非是工作、赚钱和消费，此外还要成功参与全球经济。但是随着新近拥有的财富的不断增长，他们现在也想享受并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尽管他们享受的自由还不够完善。此外，他们希望政府办事得力、关心民众疾苦并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放在主要地位的仍是“让我们赚钱” ，而不是“我希望能够投票” 。
　　在广东改革的开始时期(1978—1990 年)，中国推行的是一心发展经济的策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勤勉、报酬低下的劳动力，这些人已经对中国经济灰心丧气了几十年。 中国的目标是， 利用人为操控的、汇率低下的货币来降低中国的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削弱全球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从而占领全球制造业市场，首先是低科技含量的制造业市场。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并让农村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制造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寻找就业机会。
　　农村地区就业的不充分和机会的匮乏促使相对来说灵活机动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同时并没有造成农业总产值的下降。这样说来，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100％的增值，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并增加了需求。然后在城市中获得的收入寄回了农村，提高了农村的可支配收入。有利的汇率和国内巨大市场提供的商机与国内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吸引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人才以及高新技术。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让中国和中国的银行在全球经济中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力，并让中国的国有行业和一些特定的公司得到巨额补贴，从而妨碍外国公司参与中国的经济活动并发挥影响力。
　　在中国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大约有l％是劳动力的增长，9％是生产力的增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移动，从而从没有就业的零生产力状态转变为拥有高产值和高生产力的工作。但是这一切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吗？
　　大规模移民与百万人口大城市
　　1983 年，大约有两成中国人口住在城里，另外八成住在农村。到今天，这一比例基本上是 45％住城里，55％住乡下。到 2033 年，城乡比例将达到 67％对 33％左右——更接近西欧和美国的城乡人口状况。在过去 15 年里，每年平均有1700 万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在目前的人口与经济状况下，这一移民速度很可能继续保持 20 年左右，然后逐步放慢。中国已有大约 100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100 万。这些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于是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重庆、深圳、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与加尔各答、达卡、拉各斯等许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城市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你在这里看不到大多数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情景。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里， 会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只能勉强糊口。 但在中国，大约同样比例的城市人口不仅有工作，而且收入也在稳步增长。中国的大城市在发展中国家里独树一帜，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延续到2033 年。
　　在中国，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主要是青壮年，他们把年迈的父母留在了农村。迁移的人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也最有可能后来赚大钱。迁移的结果是使收入差距更大更明显——城里人比农村人更有钱。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并不惊讶地看到，新搬进城里的年轻人按时把增加的一部分收入寄给种田的父母，结果双方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这就是公众对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满并没有在中国成为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要原因。
　　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即使是那些既没有工作、也缺乏生存技能的进城务工人员，也会发现原来有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迎接他们的到来。到今天为止，北京领导层依然会不时提到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施这一城乡大战略的方法虽然有所改进，但其总体框架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2033 年，这个大战略可能依然在成功实施中，只是有了少许改动。在未来 25 年里，中国必须改变对贸易的严重依赖，贸易应让位于国内需求和目前尚未成熟的服务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将放慢， 但虽然达不到过去25年近10％的平均增速， 中国似乎还是可以继续维持6％至7％的水平。
　　中国已经积蓄了可自行支配的大量资源，积累了管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的经验，建立了具有长远价值的全球关系网。
　　我们还应当牢记，中国农村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枯竭。但到 2033 年，中国的劳动力人数将停止增长，人口老龄化将日趋明显，此后的发展前景将更类似于工业化国家，而不像我们近几十年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经济体所看到的那样。
　　全球化对抗控制权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控制权向来都很重要。但现在出现了两难的局面。
　　中国想要成为全球经济圈的正式成员，想被当成“大人物”来看待。但这就意味着要遵循大人物的规则办事，而不能遵循北京所偏爱的地方规则来办事。政府官员坐在会议桌边决定这决定那的模式依然深得北京喜爱；但全球化意味着要放弃控制权， 把许多事情的决策权——定价、 生产、 投资、产品种类——交给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这种事情不讨人喜欢，但却是参与世界经济将要付出的代价。
　　考虑到中国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思想的偏爱与钟情， 中国显然会做出让经济规划凌驾于混乱的全球(或本地)市场的决策。在美国，集体利益常常让位于个人自由。在中国，两者的重要性排名几乎永远都是相反的。笔者并非要进行评判，只是想指出两国的不同。这些特征(政府控制权、国有经济相对于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集体利益)一直是过去25 年的主旋律，而且未来的25 年很可能会依然如此。在这里，变化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小范围内逐步展开，而不会以急转直下的方式出现。
　　我们常常听到批评中国的人警告说，另一场类似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风波可能即将爆发，导致中国经济被再次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人民将再次陷入经济停滞的泥沼。这种设想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虽然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不满，但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大利益集团都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稳定与“和谐社会”(北京现在的时髦用语)比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实质性退步要重要得多。如果发展与希望继续存在的话，双方可能在未来许多年里都会坚持目前这种规避风险的立场。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就告知全世界，维护控制权与稳定是第一要务，中国人希望在不爆发动荡与混乱的情况下顺利举办奥运会。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影响力的示威活动，甚至连赛场看台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对某位运动员或参赛国表示支持的横幅。奥运会开幕后不久，北京就宣布允许人们在市内三处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只要抗议者进行登记、拿出抗议计划等等。所有出席奥运会的人肯定都认为奥运会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得出的经验就是：控制是管用的。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更加坚定地以自己的想法进行社会与经济建设——以国家为中心，以控制权为实施特色。
　　中国正努力建设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架构，培养一批有能力、有素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务员。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公务员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界线一如既往地模糊。中国似乎无意改变这一现状，党政交叉的现象很可能延续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让中国人有兴趣断绝过去，朝着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北京挑选领导班子的体制基本上遵循精英管理主义，至少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这完全是一个领导集权体制，如果想爬到顶层就必须依靠关系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必须有效利用游戏规则，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必须开创并宣传自己的思想，必须影响到更高一层的领导。来自外围的思想，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一般都会很快消亡。鉴于中国在全球地位和经济实力上的成就，鉴于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坚持原来的做法。
　　维护市场
　　中国正努力创建一系列现代化经济管理手段，支持其在全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目前，金融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更应该被称为货币“决议” 。只要北京坚持掌控银行系统，不愿把资源配置的工作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员，那么中国创建经济管理手段的梦想就几乎无法实现。在未来几年里，全球化的要求将奋力推动中国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来看，中国的资产配置状况远非市场规则能控制得了的。这表明迄今为止发生了太多效率低下的事情。假如资产配置通畅顺利，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是多么惊人啊！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透明度、报表要求、诚信度和规则执行度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股市在最近几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很难想象中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就时，可以不用改进股票市场。一个透明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很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过，公众希望现在的管理部门内部是些素质高、 能力强、 训练有素、 反应敏捷、 清正廉洁、认真负责的官员。这样的体制正处于建设当中，而且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越高，管理体制就会变得越发重要。毫无疑问，到2033 年，中国将在这一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西方游客来到中国，常常看到的是喧嚣都市里的繁忙工地与消费人群，看到的是车水马龙不断、行人通勤匆忙的景象，就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全面开花了。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有了发展，但被局限在北京精心拟定的框架中——而且并不一定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国家根据那些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规定，借国有企业之手，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大块领域。 笼统地讲， 中国认为这些行业具有 “战略重要性”
　　——军火、电力、汽车、电信、煤炭、航运、石油与石化产品、钢铁等等。在所有这些行业里，针对外国企业的基本规则就是“不要主动找我，我有事会找你”——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参与的话。北京正努力寻找外国朋友，帮助自己进一步走向世界，进一步把这些国有企业提升至世界水平。但是在这一单向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掌握世界领先技术，能够打入世界领先行业。只有当赤裸裸的现实证明中国的计划行不通时，中国才可能改变这种打造一流国有企业的想法。
　　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先“国有” 、后“企业” 。企业高级管理层与负责人(无一例外都是共产党员)由党来任命。
　　进行战略和运营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增加群众就业与收入，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长期竞争力和独立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技术进步， 为公共预算增加税收收入。
　　国家可以——而且确实给予这些企业税收优惠和补贴，对非国有竞争者给予处罚。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家海外跨国企业都不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竞争者，除非中国相信此类竞争是有好处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要北京不愿意让外国公司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其他国家就不准备让中国企业有所作为。因此，虽然与过去相比，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受到威胁。
　　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外交政策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使全球贸易形势完全失衡，其严重程度是多年来或许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造成如此大贸易顺差的原因是，中国的低成本、充足的劳动力、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以及由北京操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币值。
　　后果之一是，外汇储备激增，其中部分转投入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在中国近 18500 亿的外汇储备中，约有 2000 亿拨给了cic，投向海外。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可能会有多达一半将用于这个目的。
　　中国未来几年中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对全球会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笔财富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它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将影响力拓展到全世界的任何国家，使在全球公司和不动产中拥有的所有权股本不断增加，并获得技术和人才，而这些如在国内开发培养的话，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未来数年如何使用这一财政实力仍然有待观察，但无疑中国认为这笔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它在全球经济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种它不会轻易放弃的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占主宰地位的经济体，它还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看来设想任何其他的结果是没道理的。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其他许多多国机构的成员，并在行为方式上还开始表现出所有全球性大国的特点——“礼貌倾听，但我行我素” 。北京完全认识到，自己与日俱增的经济重要性在继续强化着它扞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因此虽然使中国更全面加入全球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未来数年中这种一体化未必会使中国变得更加顺从。
　　这一长远战略的部分内容是与全世界国家建立关系。在非洲，中国觊觎那里丰富的、尚未开发的原材料，这些资源对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几年中，中国在非洲已投资约 150 亿美元，并且承诺还要追加 200多亿美元，用于援助、基础设施和贸易金融。中国问题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密切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远计划的重要环节。有些人担心，从中国坚持不懈关注非洲市场与资源中，可以嗅出新时代殖民主义的气息。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看到更多的是共同点而并非冲突。鉴于非洲的经济困境令人绝望，而中国有现成的财富，很难想象它们的关系从现在起的 25 年中不会比目前的更紧密。
　　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性的敌对关系近几年来有所改善，似乎未来甚至会进一步改善。当然，以往的摩擦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的伤痕、日本帝国主义和二战侵华留下的创伤渐渐被淡忘，而随着新一代领导人打牢根基，当前的考虑不可避免会占据主导地位。就日中关系而言，现代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战胜了以往地缘政治上的分歧。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视是众所周知的，它源于历史。但是在 2008 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经济领域看到的共同点要远远高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看到的分歧。
　　说到台湾，今天涉及的依然是“****”与“台湾省”的针锋相对。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点的关键。但是时间将治愈所有创伤，此刻共同的经济利益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将会逐步调和。在中国加强经济关系的同时，应该记住，这些交往和帮助通常都包含着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实体的附带条件，以进一步阻止任何台湾脱离大陆的可能性或独立的倾向。
　　或许借用一个不敬的比喻，台湾对大陆而言就相当于长岛对邻近的纽约市——一个经济上的后续体。台湾经济的未来越来越与大陆密不可分，然而它很小，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而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台湾岛享有的自由或许对大陆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 但并不切合实际。
　　中国与美国、欧洲、拉美、澳大利亚和中东的关系现在以及未来都将受一些严重受市场驱动的综合因素的左右。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最近或不久的将来都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为经济利益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在每种情况下，各国或地区的相对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继续发生变化，它们抑或视彼此为市场，抑或视彼此为资本、技术、人才、原材料或制成品的来源地。
　　中国人口老龄化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认为，要想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方面真正取得进展，就需要限制出生率。其结果，今天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国家。
　　1975 年，走在大街，迎面走来的行人的年龄很可能是 20岁， 而今很可能是 32 岁， 而到 2033 年， 很可能是 42 岁。 ．排除外来移民，中国人口目前的自然增长率是每年0.6％，美国是0.9％，日本是0.1％。假设目前的趋势继续的话(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到 2033 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将为零。或者可从人口中少年受抚养人口(0～14 岁)与老年受抚养人口(65 岁以上)的比率变化着手进行考虑。25 年前，中国少年受抚养人口比老年的多 4 倍。现在这一比率大约2.5∶l。到 2033 年，中国少年和老年受抚养人口的数量基本持平。到那时，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是少年和老年非劳动人口合起来的两倍，由于中国可能缺乏现成的储备财富以供那时所需，那么肯定会对实际工作的人加大征税力量，以负担这些不工作的人。对这个问题，中国强有力的计划体系似乎完全有能力解决，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又不使一代人与一代人间的不友好情绪激化到影响稳定的程度，将需要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技巧。
　　比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惊人的是以下这一事实：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受政府强制性减少出生率计划的推动，并且取得了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比拟的成功。即便中国大幅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口仍可能在生活水平或发展水平上大大低于欧美国家的情况下开始走向老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是，性别结构发生了变化，男孩数量大大超出女孩的数量。这证实了那种希望头胎(现在是唯一的子女)是男性的习俗偏好。许多报告表明有几个省的男孩女孩之比是 130∶110。
　　现在还很难说到2033年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会是什么样的，但目前看来不平衡性的确会比现代史上或许任何大型社会都要大，其后果尚不明朗。
　　能源和商品安全
　　由于中国约一半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因此中国对能源自给自足的渴望并不奇怪。不过，尽管拥有开发再生能源的重要计划，在提高能效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直到 2033年甚至更远，中国在能源方面仍将严重依赖于进口。
　　中国不断变化的能源政策表明了今后25年这一领域将是什么样子。目前，石油占中国能源来源的不到 25％，北京在设法限制石油用于运输以及作为石化产品材料。这看起来非常可行，但是即便如此，中国还是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石油。煤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占能源消耗的约 70％。
　　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但是，环境目标要求大规模使用清洁煤技术，或者减少煤的使用。
　　中国发起了全球最大的核电站计划，打算新建 40 个1000 兆瓦的核电站，并在 2015 年前投入运行。日前，中国拥有 11 个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其所提供的电量仅占中国能源总量的 1％。核电肯定会是中国未来能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国家，然而，该国还有很多的水力资源尚未得到开发。不过，由于非常担心环境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庞大的三峡工程所引发的——水力发电仅占中国能源总量的 5％，而且今后似乎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现在成了北京官员的关注重点。
　　这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有机燃料。如果到2033 年前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各地能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肯定不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然而，撇开这一点，今后 25 年中国能源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获得可靠的外国燃料资源。这一政策包括字面意义上的燃料(石油、煤、天然气)和工业燃料(铁矿石、铜、矾土)。中国过去10 年的出口和工业化政策显然是奏效的，但是，它使得中国需要从海外获得大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燃料和原材料，而且是年复一年。对这些资源流入的任何破坏都将立刻使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
　　北京正在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设法获得并建立合资企业，或者与全球各国拉近关系，以解决其长期依赖性。例如，中国正设法在伊拉克和尼日利亚获得石油，在巴西和澳大利亚获得铁矿石和矾土。这些提议通常都会得到很好地回应。由于有政府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在财政上是有保障的，并且会答应(当然只是含蓄地)其外国合作伙伴可以较为容易地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其次，中国的国有资金变得更加着眼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社会保障基金都将目光投向了海外采购和投资期较长的合资企业。对于全球许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而言，与中国建立关系可能会给它们带来巨额的收入、大量的新技术和人才，以及高收入的就业岗位。
　　中东和非洲是中国最为关注的两个地区。但是，中国成为新的殖民大国的可能性似乎还很遥远。北京在这场资源竞赛中的首要目标只是使老百姓的饭桌上有东西可吃。目前，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到了 2033 年，中国将会在全球进出口关系网络中称雄，但是融入全球经济也带来了某些挑战。
　　一个简短的历史脚注：1973 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油价长了3倍， 沙特阿拉伯坐拥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财富。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却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沼，经济发展停滞，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政局混乱，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35 年后的 2008 年，情况却发生了大逆转。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迅猛。中国人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衣食无忧，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向感到满意，对于未来非常乐观。而沙特现在的经济状况则是完全让人看不到希望，仍单纯坐拥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些黑黄金生生被浪费掉了，没有为其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利润。
　　失业仍非常普遍，制造业几乎不存在。
　　中国面临的极大挑战中国的环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恶化，而且所有人——全球其他国家、中国各级政府、企业精英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知道。只需看看北京奥运会前媒体以及中国全国上下对于北京污染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可见一斑。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污染问题最为清楚，他们是日益严重的污染的最前沿的受害者。除非污染问题特别是地下水污染问题立即得以解决， 否则灾难即将到来。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高昂的成本，这会削弱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但是，生存的本能意味着，环境保护和治理将成为2033 年前北京的工作重点。
　　不过，最近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50 年来对环境的忽视使得中国成为地球上最脏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获得适于饮用的水。全球 20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 16个是中国的。中国一半以上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了。
　　再循环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很陌生。
　　环境的恶化成为社会不满最常见的催化剂。因此，北京开始认真对待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现在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
　　不幸的是，国内没有哪家公司有能力处理环境问题，那是因为直到最近，环保问题才被提上日程。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外国公司来帮助它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应该被认为是无罪的。由于对环境的忽视使得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危险，面对防止今后的进一步破坏以及纠正过去的错误行为的双重挑战，中国正在勇敢地面对。
　　我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成功地使政府更加关注环境问题。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使得这一良好意图变得复杂起来：
　　北京可能颁布了很多环境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很快就会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必须要杜绝。北京承认，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不仅仅是在环境治理方面，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这个问题也变得越发尖锐。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这一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今后25 年的重大障碍。
　　政策是关键
　　展望25年后的中国，最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数据，而是政策方向。不断更新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让人一目了然。 工业化、 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直非常成功，且似乎仍将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私有经济在其中则扮演着辅助而非主要的角色。除非出现重大失误，否则中国在全球事务、经济和战略领域发挥的作用要比现在重要得多。然而，可能阻挠这一进程的会是什么呢·在可见的未来，那些最密切关注中国的人需要注意两种可能性。首先，中国的改革是不是由内部开始的，源于新的利益、目标、评价或问题，并预示政府将走向不同的方向·还是与之相反，中国改革是由于国际社会考虑到这一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发展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对其施加压力或反对中国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规划非常重要，在这种制度下，分析人士应该可以按照规律发现线索，为改革进程提供预警和指明机会。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正全速前进，人民和政府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经济成就远比人们的其它愿望、领导层的其它目标重要。我的估计是，中国在未来 25 年的变化将比美国、日本、欧洲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大。之前提到的收入增长、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及人口老龄化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北京将努力保证进程的顺利推进。当然，这是它的如意算盘。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行，人们的希望和对政府的期望也会水涨船高。政府在向人民提供服务时需要更加热心、更加负责和称职。我认为这点可以实现。意外和干扰在所难免，但北京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老练。
　　我认为， 中国在25 年后会成为领先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这将标志着世界强弱秩序的鲜明变化。10 年前，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让哪一国跻身“二国集团”还需一番斟酌。而到 2033 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能开始思考这种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并思考应对的方式。然而，美国日益严重的党派之争以及美国政府显然欠缺的应对能力(除了在出现危机时)并不令人鼓舞。华盛顿长期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在中国，问题会浮出水面，不管有效与否，至少能得到解决。
　　中国可能会继续强调“更广泛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自由” ， 这与美国自1776年以来主张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
　　而且， 随着中国占据世界领导者的位置， 它很可能会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它地区成功输出“更广泛的利益”这一主导思想。你尽可以想象这对民主体制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将听到更多的“北京方案” ，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然而对我们而言，关于如何引导、刺激和维持经济发展的不同理念相互较量，会更多地带来希望，而不是恐慌。
　　(《世界政策杂志》季刊2008 年秋季号，李凤芹 郭明芳 许燕红 舒静译)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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